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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致可以这样用人话翻译一下：威尔逊作为管家去菜场买菜，跟菜贩子谈好了10块钱一斤，回来跟国会说：掏钱。
国会说：太贵，9块才买，10块免谈！
然后兰辛作为管家的助手，偷偷跑去跟菜贩子说：我家老爷跟管家说了，9块才买10块免谈，要不你们再出点血9块算了。
结果英法菜贩子被兰辛说得都认栽，同意9块了。管家威尔逊听说后，拍案大怒：老子不是谈成了10块么，你又去砍价砍成9块，这不是伤老子面子。显得你一个管家助手、以及家里的老爷，都比我这个正牌管家牛逼！老子不签！老子必须对菜贩子言而有信，不允许其他人二次砍价！
说到底，这是一个菜贩子都愿意降价、但经手人为了自己面子非不接受降价才崩的过程。
可是，在这事儿当中，管家助手兰辛的二次斡旋，严格来说不能算伤害英法利益——他要是不斡旋，美国直接就不签了，秘密斡旋一下，虽然英法降了价，但至少把生意做成了。
只是兰辛没想到不但要对外保密、还要对主子保密、照顾主子的面子。
“可是，基辛格这样强调这个案例，明显不是想让我们论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时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这种执行层的问题。那太琐碎了，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
他说的这个悲剧，有点儿像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里对制度的惋惜论述……也就是，如何确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后的后续处理弹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队，如何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调整修补，而非直接表决。”
顾骜博览群书、冥思苦想后，得出这样一个心得。
威尔逊造的孽，有点像苏格拉底，都属于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者的一头撞死。
基辛格想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这种人一头撞死，给他一个打晕后和稀泥的机会。
历史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决死刑之前，其实是有无数次机会不死的，最后是他硬生生作死的——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亲笔写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这样描述：一开始，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败坏雅典青年和异端邪说”。
是否真的败坏不谈，单说审判过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只两轮辩论投票式的，即第一轮控辩双方先对有没有罪辩论、然后501人团投票，得票251以上的一方胜。
如果第一轮结论是“无罪”，那就没有第二轮了。如果第一轮“有罪”，才有第二轮的“量刑辩论”。
也就是控辩双方再各自说出一个刑罚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辩方的尺度轻，然后双方再辩、投票，得票251票以上的那个量刑成立。
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许501人团提出一个折衷的量刑，必须只能在控辩双方给出的两个选项里二选一。而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许的。
有点思维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哪怕辩方第一轮输了，但只要第二轮量刑时，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较诚恳，那么赢回一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哪怕第一轮输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轮服软后，博取了501人团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见拥护，都是很常见的。
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呢？第一轮他是221票对280票输的，判定他确实“败坏青年”，这个差距并不算悬殊。
说明有220个人本来就觉得他不该受罚，要是他第二轮再拉30个人过来就赢了。甚至柏拉图记载，那280人里，当场就有超过30人表示：苏格拉底你服个软，交100德拉克马罚款，这事儿就算过了，如果你没钱，这里有个大土豪愿意帮你出100德拉克马。
但苏格拉底选择陈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该被罚，因为我说的不是邪说，相反还开化了你们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们应该赏赐我100德拉克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说，让501人团在“罚款100”和“死刑”之间只能二选一，大多数人肯定会选“罚款”，他们并不想杀苏格拉底，只要他服软，承认自己是邪说，消弭他的哲学影响，这些人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赏赐100”和“死刑”之间二选一，结果就立刻崩盘了，有400人都选了“死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太嚣张了，也就是“量刑辩论”的结果比“有罪辩论”还要悬殊，堪称雅典历史仅见。
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尽了。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只许投票，不许修改”的强迫二选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团有权自己做出一个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赏赐100”和“死刑”里选，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出“罚款”、“流放”等中间刑的。
如果美国的众议院和总统，还有在表决时临时修改拉人的机会，而不是全是全非怼到底，那么远到《凡尔赛条约》、近到《中导条约》，也都有可能妥善弥合。
基辛格课题的关键，凝聚到了“如何为非此即彼的硬怼式投票环节中、继续进行微调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层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护其万一曝光之后不被报复性和维护颜面性追究”这个点上。
理解，大致可以这样用人话翻译一下：威尔逊作为管家去菜场买菜，跟菜贩子谈好了10块钱一斤，回来跟国会说：掏钱。
国会说：太贵，9块才买，10块免谈！
然后兰辛作为管家的助手，偷偷跑去跟菜贩子说：我家老爷跟管家说了，9块才买10块免谈，要不你们再出点血9块算了。
结果英法菜贩子被兰辛说得都认栽，同意9块了。管家威尔逊听说后，拍案大怒：老子不是谈成了10块么，你又去砍价砍成9块，这不是伤老子面子。显得你一个管家助手、以及家里的老爷，都比我这个正牌管家牛逼！老子不签！老子必须对菜贩子言而有信，不允许其他人二次砍价！
说到底，这是一个菜贩子都愿意降价、但经手人为了自己面子非不接受降价才崩的过程。
可是，在这事儿当中，管家助手兰辛的二次斡旋，严格来说不能算伤害英法利益——他要是不斡旋，美国直接就不签了，秘密斡旋一下，虽然英法降了价，但至少把生意做成了。
只是兰辛没想到不但要对外保密、还要对主子保密、照顾主子的面子。
“可是，基辛格这样强调这个案例，明显不是想让我们论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时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这种执行层的问题。那太琐碎了，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
他说的这个悲剧，有点儿像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里对制度的惋惜论述……也就是，如何确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后的后续处理弹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队，如何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调整修补，而非直接表决。”
顾骜博览群书、冥思苦想后，得出这样一个心得。
威尔逊造的孽，有点像苏格拉底，都属于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者的一头撞死。
基辛格想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这种人一头撞死，给他一个打晕后和稀泥的机会。
历史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决死刑之前，其实是有无数次机会不死的，最后是他硬生生作死的——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亲笔写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这样描述：一开始，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败坏雅典青年和异端邪说”。
是否真的败坏不谈，单说审判过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只两轮辩论投票式的，即第一轮控辩双方先对有没有罪辩论、然后501人团投票，得票251以上的一方胜。
如果第一轮结论是“无罪”，那就没有第二轮了。如果第一轮“有罪”，才有第二轮的“量刑辩论”。
也就是控辩双方再各自说出一个刑罚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辩方的尺度轻，然后双方再辩、投票，得票251票以上的那个量刑成立。
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许501人团提出一个折衷的量刑，必须只能在控辩双方给出的两个选项里二选一。而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许的。
有点思维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哪怕辩方第一轮输了，但只要第二轮量刑时，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较诚恳，那么赢回一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哪怕第一轮输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轮服软后，博取了501人团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见拥护，都是很常见的。
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呢？第一轮他是221票对280票输的，判定他确实“败坏青年”，这个差距并不算悬殊。
说明有220个人本来就觉得他不该受罚，要是他第二轮再拉30个人过来就赢了。甚至柏拉图记载，那280人里，当场就有超过30人表示：苏格拉底你服个软，交100德拉克马罚款，这事儿就算过了，如果你没钱，这里有个大土豪愿意帮你出100德拉克马。
但苏格拉底选择陈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该被罚，因为我说的不是邪说，相反还开化了你们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们应该赏赐我100德拉克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说，让501人团在“罚款100”和“死刑”之间只能二选一，大多数人肯定会选“罚款”，他们并不想杀苏格拉底，只要他服软，承认自己是邪说，消弭他的哲学影响，这些人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赏赐100”和“死刑”之间二选一，结果就立刻崩盘了，有400人都选了“死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太嚣张了，也就是“量刑辩论”的结果比“有罪辩论”还要悬殊，堪称雅典历史仅见。
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尽了。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只许投票，不许修改”的强迫二选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团有权自己做出一个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赏赐100”和“死刑”里选，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出“罚款”、“流放”等中间刑的。
如果美国的众议院和总统，还有在表决时临时修改拉人的机会，而不是全是全非怼到底，那么远到《凡尔赛条约》、近到《中导条约》，也都有可能妥善弥合。
基辛格课题的关键，凝聚到了“如何为非此即彼的硬怼式投票环节中、继续进行微调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层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护其万一曝光之后不被报复性和维护颜面性追究”这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