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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郑国泰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今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疏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在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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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审判。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一个不该跳出来的人却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这话虽说有点儿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作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郑国泰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词,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指使这些人的,似乎并不是郑国泰,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加上本人又比较蠢,要说郑国泰是后台老板,实在是抬举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站在刘廷元、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并不是郑国泰。
这个影子的名字,叫做沈一贯。
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今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疏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在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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