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51章 走出孤独忧虑的人生(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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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的压力。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不值得这么担心，不能再去多管”呢？
在我刚30岁的时候，我决定以写小说为职业，梦想做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用美元在欧洲生活还是很合算的。我在那儿待了两年，写成了我的“杰作”。我为那本书取名为《大风雪》。这本书的名字取得太好了，所有的出版商对它的态度都像呼啸着刮过大平原的狂风暴雪一样冷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一文不值，并且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简直惊呆了。我发现自己此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为自己作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呢？
几个星期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悟过来。那时，我从来没听过“为你的忧虑划定‘到此为止’的界限”这一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好做了这件事：我把自己费尽心血写的那本小说看作一次宝贵的经验，然后从那里继续向前出发。重新回去做成人教育的老本行，有时间就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现在，我只要是想起那件事情，就会得意地想在大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在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在日记中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作为代价付出，如果付得太多，那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
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虽然知道如何创作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写过很多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脾气。
他们竟然为了一块地毯的价钱而争吵了好多年：苏里文为他们剧院买了一块新地毯，可是当吉尔伯看到账单后却十分生气。后来因为这件事闹上公堂，两个人从此直到死都没有再交谈过。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在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苏里文那儿。有一次，因为必须两个人同时上台谢幕，他们俩分别站在舞台的两边，向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
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明白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要多，也许我的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我总觉得这样很不值。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
而我的伊迪丝姑妈却没有这样的宽恕精神。她和姑父法兰克年轻时住在一个被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的土质很坏，灌溉条件很差，收成也不好。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每个小钱都得省着用。而伊迪丝姑妈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饰物来装饰家里，她曾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店赊购这些东西。于是，姑父法兰克就很担心他们的债务，而且他很注重个人的信誉，不愿意欠债，所以他私下里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要让他太太再赊账。当我的姑妈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50年了，但她还在为此事大发脾气。我不止一次地听过她说这件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将近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也许法兰克姑父这样羞辱你确实不对，但你有没有觉得，自从那件事之后，你已经埋怨了半个世纪，这难道不比他所做的事情还要糟吗？”
富兰克林在小的时候，犯了一次70年来都难以忘记的错误。在7岁的时候，他在一家玩具店里看上了一支哨子。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连价钱也不问就把那支哨子买了下来。
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朋友说：“然后，我回到家里，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我对自己买的这支哨子非常得意。”当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给人付了钱时，大家都取笑他。他说：“我懊恼得大哭了一场。”
许多年后，当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担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时，他还记得这件事情，这件事使他从中得到的痛苦远远多过哨子带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说：“当我长大以后，我见到许多人的行为，犹如我当初买哨子付了太多的钱一样。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苦难部分源于他们错估了事物的价值。”
《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的作者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在托尔斯泰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人”。
他逝世前的20年，他的崇拜者不断地去他家里，希望能见到他一面，听听他的声音，或者只是摸一摸他的衣服边。有人甚至记下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那是一句“神谕”一般。而在生活中，托尔斯泰在70岁的时候，还不如7岁的富兰克林聪明——他简直一点脑筋也没有。
和情感的压力。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不值得这么担心，不能再去多管”呢？
在我刚30岁的时候，我决定以写小说为职业，梦想做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充满了热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用美元在欧洲生活还是很合算的。我在那儿待了两年，写成了我的“杰作”。我为那本书取名为《大风雪》。这本书的名字取得太好了，所有的出版商对它的态度都像呼啸着刮过大平原的狂风暴雪一样冷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一文不值，并且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简直惊呆了。我发现自己此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为自己作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呢？
几个星期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悟过来。那时，我从来没听过“为你的忧虑划定‘到此为止’的界限”这一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好做了这件事：我把自己费尽心血写的那本小说看作一次宝贵的经验，然后从那里继续向前出发。重新回去做成人教育的老本行，有时间就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现在，我只要是想起那件事情，就会得意地想在大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在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在日记中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作为代价付出，如果付得太多，那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
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虽然知道如何创作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写过很多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脾气。
他们竟然为了一块地毯的价钱而争吵了好多年：苏里文为他们剧院买了一块新地毯，可是当吉尔伯看到账单后却十分生气。后来因为这件事闹上公堂，两个人从此直到死都没有再交谈过。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在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苏里文那儿。有一次，因为必须两个人同时上台谢幕，他们俩分别站在舞台的两边，向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
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明白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要多，也许我的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我总觉得这样很不值。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
而我的伊迪丝姑妈却没有这样的宽恕精神。她和姑父法兰克年轻时住在一个被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的土质很坏，灌溉条件很差，收成也不好。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每个小钱都得省着用。而伊迪丝姑妈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饰物来装饰家里，她曾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店赊购这些东西。于是，姑父法兰克就很担心他们的债务，而且他很注重个人的信誉，不愿意欠债，所以他私下里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要让他太太再赊账。当我的姑妈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50年了，但她还在为此事大发脾气。我不止一次地听过她说这件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将近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也许法兰克姑父这样羞辱你确实不对，但你有没有觉得，自从那件事之后，你已经埋怨了半个世纪，这难道不比他所做的事情还要糟吗？”
富兰克林在小的时候，犯了一次70年来都难以忘记的错误。在7岁的时候，他在一家玩具店里看上了一支哨子。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连价钱也不问就把那支哨子买了下来。
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朋友说：“然后，我回到家里，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我对自己买的这支哨子非常得意。”当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给人付了钱时，大家都取笑他。他说：“我懊恼得大哭了一场。”
许多年后，当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担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时，他还记得这件事情，这件事使他从中得到的痛苦远远多过哨子带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说：“当我长大以后，我见到许多人的行为，犹如我当初买哨子付了太多的钱一样。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苦难部分源于他们错估了事物的价值。”
《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的作者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在托尔斯泰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人”。
他逝世前的20年，他的崇拜者不断地去他家里，希望能见到他一面，听听他的声音，或者只是摸一摸他的衣服边。有人甚至记下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那是一句“神谕”一般。而在生活中，托尔斯泰在70岁的时候，还不如7岁的富兰克林聪明——他简直一点脑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