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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士，按照一英镑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便士，这个价格相当于0.9625英镑。
同样面积的天津土布，重量达到6926克，总价为375.4便士，相当于1.56英镑。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按照面积计算的时候，同样面积的土布价格是洋布的1.625倍；按照重量计算的时候，同样重量的土布价格，只有洋布的0.76倍左右。
也就是说，按面积计算的时候，洋布比土布便宜很多；用重量计算的时候，反而是土布比洋布便宜很多。
在清朝，用面积计算布匹单价的方法和用重量计算布匹单价的方法，总是同时存在的，这也难怪很多文献看似自相矛盾，有时候说土布单价高于洋布，有时候又说洋布单价比土布更高。
土布的宽度从0.9尺到1.15尺不同，长度也有丈二到丈六、丈七乃至三丈，有很多尺寸，而且天津洋布的价格正常来讲比魔都洋布要上浮两成甚至五成，而且这还是1866年的资料，并不能完全体现1843年魔都开埠时的洋布销售情况，但是从这里依然能看出当时洋布贸易的一般情况。
要注意的是，从上述资料可以知道，英国洋布一匹的面积比土布的面积大得多，相当于宽度为一尺，长度为272尺的布匹；这是宽度为一尺，长度为三丈（即三十尺）的标准土布的九倍左右。
（知了注：上面资料很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换算有关布匹贸易的其他数据）
赵大贵报出的洋布价格为每匹2.5元到3元（印花布要高一些），按照土布换算，如果以面积计算相当于每匹0.27元到0.33元。
松江布向以物美价廉而称雄，宽度为一尺，长度为长二到丈六的土布价格，每匹0.4元到0.9元不等，也就是三丈长的标准土布价格是0.8元到1.95元期间，如果以面积计算，洋布价格就是土布的三分之一。
按照这一时代的英国人在魔都和宁波等地做的市场调查，土布的批发价格，每百匹四十元到九十元不等；而到了福州和厦门等地，不管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都要比这个还要上浮一些。
这就不难理解在1843年到1845年期间，洋布一下子就大卖，通商的五个港口的清廷官员就向朝廷哭诉，说洋布价格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质量却甚佳，轻便好用，导致所有人都买洋布，不买土布，本地织布的农民家庭受到很大冲击云云。
读完知了上面的描述，书友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也会理解43年到45年期间，特别是开埠初期，洋布为什么大卖，甚至使得大量商人不计代价地囤积洋布。
这洋布从轻薄程度、染色工艺到质感，都比土布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价格却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
到场的几位掌柜听说洋布的价格后，不由得都是非常动心。
赵大贵殷勤地招待众人，又暗中观察，知道这些人大部分都动了心了，不由暗叹一声可惜了。
事实上，洋布的生意，要比目前看到的复杂多了，至少不能只从价格和外观判断。
表面上看来洋布比土布便宜很多，但那也是因为洋布单位面积布匹所耗的棉花比土布少很多，原料成本低，而且因为是机器生产，加工成本很低廉所致；按照布匹重量上看，洋布不见得比土布便宜。
这还是其次，洋布还有一项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因为用的棉纱很细，好看是好看，但不耐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破。
这一点对平时不做繁重体力劳动的有钱人无所谓，只要好看就行，对农民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像帆布牛仔布一样结实耐用，可以在田间工作时穿戴的衣服。
洋布在魔都等北方港口（这是相对于广州说的，很多英国商人喜欢将魔都、厦门等称为北方港口）开埠的一两年内卖得很火爆，后来就出现大量积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布匹的缺点开始熟悉，明白这种布匹做成的衣服没法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穿戴。
通商口岸周围的农民买这些洋布，做成衣服，只是在重要节日或重要日子穿上，图其好看，平时却是穿着土布的，到了内陆地区，就更是如此。
所以，在此强调土布和洋布其实是适用人群和用途截然不同的有根本性差异的两种布匹。
这也给了土布一些喘息之机，在之后的数十年，从19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土布一直跟洋布拼命争夺中国市场份额，其中的故事堪称可歌可泣。
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主们曾努力将土布挤出市场，但最后未能如愿，在大多数时候洋布市场份额还是远低于土布的。
有那么一段时期，英国的纺织厂主们想纺出很粗的棉纱，用以生产布匹，做成土布一样坚固耐用的布匹，以此抢占中国市场。
结果，在工厂论证后发现，这样生产的布匹耗用的棉花太多，生产起来技术上倒是不难，但成本绝不会比中国土布低廉，遑论还要加上从英国到中国的运输成本。
这真是令人遗憾的结论，在地球各地都呼风唤雨的英国纺织厂主们居然在中国，被如此原始的机器和生产方式所打败，原因却是“臣妾做得到，但不能做”。
到了最后，对中国土布的最后一击是美国和日本的纺织厂完成的。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这两国的工厂采用很粗的棉纱，生产仿土布的洋粗布，这种布同时具备洋布便宜的特性和土布耐用的特点，成功把中国农民纺织的土布挤出市场，导致大量的农民家庭破产。
考虑到洋粗布代替土布的年代就是19世纪10年代左右，跟清廷被推翻的时间高度吻合，经济学家们认为清廷下台的原因就在于手工业的完全崩溃，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知道对清朝的农民家庭来讲，织布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特别是在魔都等地区，八九成以上的家庭都靠妇女织布来平衡家庭收支。
可以这么说，在魔都和苏州等产布区的大部分农户家庭，织布的收入远高过种地的收入；绝大多数时候，这一地区的妇女织布赚到的钱，比辛苦劳动的男性还要多。
这一方面表示这时代的清朝经济结构已经变得非常畸形，体力更强的男性赚钱反而不如女性多；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直观地了解这些家庭对纺织产业的依赖性，平时就是棉花的丰歉程度，也会严重影响一般农户家庭的收支情况。
赵大贵接到洋布生意的单子后，就明白这么多洋布涌进魔都，必然会导致本地土布滞销，使得很多依靠纺织为生的农民家庭和城市人家庭遇到经济困难，甚至破产。
只是，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最多将洋布的价格抬高一些，给土布留多一些生存空间。
这都是赤果果的因果，赵大贵不久之后就会明白这种因果牵扯的严重性。
有关土布和洋布纷争的篇幅好像长了一些，还是回到当前的情节吧。
便士，按照一英镑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便士，这个价格相当于0.9625英镑。
同样面积的天津土布，重量达到6926克，总价为375.4便士，相当于1.56英镑。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按照面积计算的时候，同样面积的土布价格是洋布的1.625倍；按照重量计算的时候，同样重量的土布价格，只有洋布的0.76倍左右。
也就是说，按面积计算的时候，洋布比土布便宜很多；用重量计算的时候，反而是土布比洋布便宜很多。
在清朝，用面积计算布匹单价的方法和用重量计算布匹单价的方法，总是同时存在的，这也难怪很多文献看似自相矛盾，有时候说土布单价高于洋布，有时候又说洋布单价比土布更高。
土布的宽度从0.9尺到1.15尺不同，长度也有丈二到丈六、丈七乃至三丈，有很多尺寸，而且天津洋布的价格正常来讲比魔都洋布要上浮两成甚至五成，而且这还是1866年的资料，并不能完全体现1843年魔都开埠时的洋布销售情况，但是从这里依然能看出当时洋布贸易的一般情况。
要注意的是，从上述资料可以知道，英国洋布一匹的面积比土布的面积大得多，相当于宽度为一尺，长度为272尺的布匹；这是宽度为一尺，长度为三丈（即三十尺）的标准土布的九倍左右。
（知了注：上面资料很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换算有关布匹贸易的其他数据）
赵大贵报出的洋布价格为每匹2.5元到3元（印花布要高一些），按照土布换算，如果以面积计算相当于每匹0.27元到0.33元。
松江布向以物美价廉而称雄，宽度为一尺，长度为长二到丈六的土布价格，每匹0.4元到0.9元不等，也就是三丈长的标准土布价格是0.8元到1.95元期间，如果以面积计算，洋布价格就是土布的三分之一。
按照这一时代的英国人在魔都和宁波等地做的市场调查，土布的批发价格，每百匹四十元到九十元不等；而到了福州和厦门等地，不管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都要比这个还要上浮一些。
这就不难理解在1843年到1845年期间，洋布一下子就大卖，通商的五个港口的清廷官员就向朝廷哭诉，说洋布价格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质量却甚佳，轻便好用，导致所有人都买洋布，不买土布，本地织布的农民家庭受到很大冲击云云。
读完知了上面的描述，书友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也会理解43年到45年期间，特别是开埠初期，洋布为什么大卖，甚至使得大量商人不计代价地囤积洋布。
这洋布从轻薄程度、染色工艺到质感，都比土布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价格却只有土布的三分之一。
到场的几位掌柜听说洋布的价格后，不由得都是非常动心。
赵大贵殷勤地招待众人，又暗中观察，知道这些人大部分都动了心了，不由暗叹一声可惜了。
事实上，洋布的生意，要比目前看到的复杂多了，至少不能只从价格和外观判断。
表面上看来洋布比土布便宜很多，但那也是因为洋布单位面积布匹所耗的棉花比土布少很多，原料成本低，而且因为是机器生产，加工成本很低廉所致；按照布匹重量上看，洋布不见得比土布便宜。
这还是其次，洋布还有一项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因为用的棉纱很细，好看是好看，但不耐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破。
这一点对平时不做繁重体力劳动的有钱人无所谓，只要好看就行，对农民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因为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像帆布牛仔布一样结实耐用，可以在田间工作时穿戴的衣服。
洋布在魔都等北方港口（这是相对于广州说的，很多英国商人喜欢将魔都、厦门等称为北方港口）开埠的一两年内卖得很火爆，后来就出现大量积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布匹的缺点开始熟悉，明白这种布匹做成的衣服没法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穿戴。
通商口岸周围的农民买这些洋布，做成衣服，只是在重要节日或重要日子穿上，图其好看，平时却是穿着土布的，到了内陆地区，就更是如此。
所以，在此强调土布和洋布其实是适用人群和用途截然不同的有根本性差异的两种布匹。
这也给了土布一些喘息之机，在之后的数十年，从19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土布一直跟洋布拼命争夺中国市场份额，其中的故事堪称可歌可泣。
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主们曾努力将土布挤出市场，但最后未能如愿，在大多数时候洋布市场份额还是远低于土布的。
有那么一段时期，英国的纺织厂主们想纺出很粗的棉纱，用以生产布匹，做成土布一样坚固耐用的布匹，以此抢占中国市场。
结果，在工厂论证后发现，这样生产的布匹耗用的棉花太多，生产起来技术上倒是不难，但成本绝不会比中国土布低廉，遑论还要加上从英国到中国的运输成本。
这真是令人遗憾的结论，在地球各地都呼风唤雨的英国纺织厂主们居然在中国，被如此原始的机器和生产方式所打败，原因却是“臣妾做得到，但不能做”。
到了最后，对中国土布的最后一击是美国和日本的纺织厂完成的。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这两国的工厂采用很粗的棉纱，生产仿土布的洋粗布，这种布同时具备洋布便宜的特性和土布耐用的特点，成功把中国农民纺织的土布挤出市场，导致大量的农民家庭破产。
考虑到洋粗布代替土布的年代就是19世纪10年代左右，跟清廷被推翻的时间高度吻合，经济学家们认为清廷下台的原因就在于手工业的完全崩溃，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知道对清朝的农民家庭来讲，织布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特别是在魔都等地区，八九成以上的家庭都靠妇女织布来平衡家庭收支。
可以这么说，在魔都和苏州等产布区的大部分农户家庭，织布的收入远高过种地的收入；绝大多数时候，这一地区的妇女织布赚到的钱，比辛苦劳动的男性还要多。
这一方面表示这时代的清朝经济结构已经变得非常畸形，体力更强的男性赚钱反而不如女性多；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直观地了解这些家庭对纺织产业的依赖性，平时就是棉花的丰歉程度，也会严重影响一般农户家庭的收支情况。
赵大贵接到洋布生意的单子后，就明白这么多洋布涌进魔都，必然会导致本地土布滞销，使得很多依靠纺织为生的农民家庭和城市人家庭遇到经济困难，甚至破产。
只是，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最多将洋布的价格抬高一些，给土布留多一些生存空间。
这都是赤果果的因果，赵大贵不久之后就会明白这种因果牵扯的严重性。
有关土布和洋布纷争的篇幅好像长了一些，还是回到当前的情节吧。